哀莫大于心活

作者：唯阿

　　
　　市区的派出所，要比海岛的忙上许多许多倍。每隔4天，就要值一个24小时的班。在这个24小时里，几乎很难有休息的机会，即便是身体暂时得到休息，那些人性之恶的交响乐，还会于数小时之类在你耳边轰鸣不已。上海岛之前，我在潮阳派出所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每天厌恶、暴躁、抑郁、绝望，就像是水缸里的葫芦、瓢、乒乓球，摁下一个起来俩。我每天都在崩溃的边缘；现在在翠乡所，心态好了许多。虽然年近不惑，疑惑更多，但毕竟有了海岛三年孤绝至极的磨练，血性渐成海水，精钢也渐成绕指柔了。　　
　　只是，海水是咸涩的，能让伤口化脓，能让内脏溃烂；精钢又能柔成怎样？像毛发？皮筋？不必皮筋，只要力道用好、部位吃准，几根头发是可以勒死一个人的……　　
　　值班最怕深夜独处之时。所谓夜，其实就像夜里的河，你听得见它剥蚀生命的哗哗流淌声。陪伴你过夜的是一根根燃烧的烟卷——这更具有象征意味。　　
　　但是，派出所24小时营业，顾客——人民或贼；也许是一回事——24小时光顾，他们制造的喧哗与骚动洪水似地裹胁着你，房倒屋摧似地挤压着你，因此上玩什么象征无论如何都显得不伦不类。　　
　　0：00——4：00，或4：00——8：00，我们几个案件侦破组民警，得轮番坐在灯火通明的值班室熬夜——大家称之为“坐台”。此时的值班室只有你一个人，墙角一只壁虎，第三个“活物”是对讲机——指挥中心的指令不绝于耳，叫你产生“今晚是否全市的贼、恶人一起暴动”的错觉。没错，夜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夜就像洪太尉，揭开了“伏魔之殿”的封石（《水浒》），释放一切恶来夜里活动……　　
　　深刻的“象征”大多于此时产生。但不能持续很久，很快地，一个自称身无分文的人会推门而入要求救助，三两个夜游的中学垃圾生趴在门口窥视、窃笑，或者，几个大汉突然闯入，将大排档的酒气带进来……你暗自留意玻璃门外街对过那个抽着烟徘徊不已的男子，在夜更深人更静时，他会怯生生地进来，将一个信封从桌面上推过来……他要求不高，只是想打听一下那个化名阿红或阿绿的小鸡怎么处理……　　
　　其实你永远琢磨不透下一个进来的是什么货色，你得时刻如临大敌。所以，在回到翠乡所第一次坐台时，我向交班的那哥们说道：“把你的‘炮’留下。”又解释说，“我的枪证没带来，号码不记得……”　　
　　但是那哥们只会惊诧半秒钟，就会解下裤带，将那个“8两重”递过来。　　
　　所谓“炮”、“8两重”，就是警用“六四式手枪”。嗯，“六四”是制式，与六月四日之类无关。嗯，我早就没了将它挂在腰间炫耀的雅兴了。在深夜，我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杨志是对的。不承认这一点的肯定是梁中书夫人的奶公一流的蠢货……（《水浒》）
　　
　　
　　我刚毕业那会，1994年，在弓北派出所时，天下要乱得多。第一，弓北的辖区与澳门鸡犬之声相闻，那里是港澳台的嫖客、黑社会、有钱男女的乐园；第二，这是最主要的，1994年是中国大治的开端，所谓的活力其实就一个字：乱。其实，古汉语的“乱”和“治”可经互换使用的。第三，那时我心智还不成熟。　　
　　所谓的不成熟是什么意思呢？是这种乱让我内心恐惧吗？　
　　还是先谈弓北的乱。　　
　　一个穿警服的女民警在距离我派出所50米远的地方被抢走项链……　　
　　我专注地在前面追人，后边有人持西瓜刀追我，好在他们的后边还有持枪的老差们……　　
　　够了，这种直接诉诸武力的二杆子事件，我真是不想再提了，懵懂或勇敢不值得夸耀，也不值得庆幸命大，它们不具有任何可堪咀嚼的意味……
　　
　　其实，日常生活总是平淡的，即便是身处乱区的派出所民警。在寻常化的不期而来的新鲜刺激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公有制生活的按部就班。如果不向深层次的精神世界伸出触角，那么日子会平稳如车，坑洼肯定是会有的，但不至于让车倾覆。而现在的生活或者精神状态，依然像一匹惊马，拉着一条辕或是断裂的车轴，没日没夜没有方向地奔驰。真是令人厌倦。一个在红尘里打过十万八千个滚的老妓女，在真诚地渴望山花插满头的田园生活的同时，大概还会懊悔当初没有或不能过平淡的田园生活吧。我就是如此。但这一切到底是怎样造成的呢？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是太闲了吧，太闲了就多愁，而闲愁向来最苦。——我那时懒得看书，闲得空空荡荡。我就住在派出所楼上，更兼独在异乡为异客，没有党徒可消遣。每天都会有领导在楼下扯着嗓子叫我加班。——我每天都盼着被叫下来加班。　　
　　没事我也喜欢坐在值班台前，满心希望事来找我。——和户籍女警聊天从来都不是原因，因为，在工作中，成千上万个妓女显然风情盖过她们无数倍。妓女，在任何男人眼里都比良家妇女有吸引力。一种被唤醒的青年人的热情，被刺激起来的能量，必须通过高强度的工作来释放。但这不可能是全部，人的意识，即便是在肉体和精神的极度疲累之时，仍然试图通过一个针孔状的小罅隙向幽昧不明之地行进。　　
　　于是感到恐惧。恐惧，另有一名叫孤独。恐惧是因为有一种身陷绝境的孤独感，它其实不是死的恐惧。　　
　　我有合群的欲望。合群就如同求生、避苦、传播基因一样，是本能；但在文明境遇之中，一切本能，似乎都得通过现实操作技巧来实现满足。我得检视自己大相径庭的知识训练和生活阅历，修正或扬弃，同时，在底线的上方，认同或学习别人迥异的生存方式。合群必然造就在经济上、心理上、行为方式上对一个群体的依附性，而依附性又会产生一种较为卑下的效忠意识。——这应当就是奴性。
　　
　　1994年派出所分配来两个大学生。一个是我，另一个是警察科班，学法医。他比我大三岁，补考多年才中的举。他的成熟表现在报到之初，就以非常得体的方式和领导谈了待遇问题。接着，他向所领导要了一间单身宿舍，将自己订婚已八年的女友从老家接来同居。——这其实是不允许的，他还没有转正，不能结婚，而恋爱必须写申请报告，即便是获得批准，同居也属不道。他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切，然后，坦荡地穿上学校里发的、已不合制式的警察制服，开始了像所有芸芸众生一样的冒险生活。　　
　　我被推向了警校生、退伍兵、转业干部们一边。要获得他们的认同，光凭埋头苦干是远远不够的。我的绝境之感有增无减，或者说，恐惧与日俱增。不过，必须承认，我于奴性之外，天性之中似乎并不缺少一种冒险式生存所必需的那种残忍。但我想为自己辩解一下，我认为我的奴性和残忍是被唤醒和释放的，本来，它们在知识训练和生活阅历的文明集装箱里如死灰般服着无期徒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很快就像所有启蒙课一样变得不值一提。时至今日，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一次次呈上升趋势的残忍，不过，我不会说的。　　
　　但我的残忍可能还只是一股心力，它还没有标志性地浮显在面部。一直到工作三年、四年之后，我在许多人眼里还是“太斯文，根本不像个警察”。也许，直到那时，残忍还未将我的心完全占据？　　
　　“太斯文”和“很美丽”都是满足虚荣心的誉美之辞，但我不需要，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很冷静，我知道在生存冒险游戏之中，“太斯文”差不多等同于“很无用”。那些违法犯罪者会因此而欺瞒我，而人民……原始积累阶段的人民，和违法犯罪者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再谈弓北的乱吧。　　
　　那一天，我看得出接电话的所长神态很紧张，言语有点吭哧，语气充满恭敬。他在接电话，是内线打来的，内线电话大都是本系统内部交流时才使用的。他吭哧了很久，突然音量增大了一点点，他说道：“你根本不是李政委！”他面孔潮红，接着又重复了两遍：“你根本不是李政委！你根本不是李政委！”然后才放下了电话。　　
　　他呵呵笑了起来，如释重负？得意？他在大腿上擦拭着双手，笑呵呵地给我们解释了电话内容。原来，一个男子自称是市局政委，打听一单卖*嫖娼案的情节。那男子打着官腔说道，“我看就放了吧。你现在就去办！”所长说，“我越听越觉得他的口音不对。——我是跟政委吃过饭的，觉得不是他……”值班室里的民警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哈哈……我自然想到了许多事。比如，我认为所长的吭哧、语气的温柔、脸上的潮红都是一种耻辱。就像我在工作中所遭遇的其它一些莫明其妙的耻辱一样，我的脑袋有点充血了……
　　
　　一天晚饭时，全所出外下馆子。我一个人坐在值班室里，一个领导模样的踱了进来。我微微欠了欠身，我已学得了一点世故，恭敬或者称之为社会礼节的，没必要滥用。　　
　　“你值班吗？怎么不穿警服？！”　　
　　原来是个领导！“刚毕业，警服还没发。”我老实而又诚恳地说道。但是神经记忆中的那些耻辱，比如吭哧、温柔、脸红，又让我对自己的老实和诚恳非常不受用。再说了，他的有点过份的疾言厉色叫我生出了一点大学里学来的挑战权威的邪乎劲。　　
　　“站起来！”　　
　　我翻了一下眼，站起来了。　　
　　“没有其他人吗？”　　
　　“没有。都出去吃饭了。要不要CALL所长？”　　
　　他摇了摇头，在厅里走了两步，又朝外瞧了瞧。今天颇为太平，没有过江鲫式的报案群众，而行人脚步匆匆，赶着回家。　　
　　“刚才林局长打电话来你接到了吗？”　　
　　他依然疾言厉色。我也有点紧张了，值班时我有点分神，曾跑进值班室看了会电视。要不，是电话没放好？这同样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的紧张让他很满意。于是他痛快地讲明了来意：林局长打电话来让派出所释放一个毒贩（这种事似乎常有吧）。现在，他命令我带他去后面监仓提人，“动作快点，林局长还等着我们吃饭呢。”　　
　　我立即明白了，这又是一个“政委”式的人物。但他搞错对象了，第一，我可不是官场中唯唯诺诺的下级所长。第二，依我的判断，林局若要放人，当然是打电话给所长，不必直接命令到我。于是我的紧张倏然消散，“斯文”的脸上换上难免难画的恭敬：“好的，请跟我来。”　　
　　我打开铁门，侧身让他先进。我心里一阵狂喜。进了大院，我在他背后叫了声“喂”，他刚一回头，我的右拳就上了他的面门，接着是左拳，然后是穿着皮鞋的脚。他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抱着头蜷卧在地上一言不发。但我意犹缱绻，拿过来一把扫帚，撅断了头，再给他一顿全身搔痒。管监仓的保安跑了出来，他们目瞪口呆。但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句：“铐起来，挂在窗户上。”　　
　　这当然是很快意的事——人权之类的且放在一边。假如说耻辱是这种凶恶行径的直接反应的话，那么一次凶恶是否就算和一次耻辱两讫呢？或者可以说，一次凶恶的“快意”可以将过往的耻辱的“刺痛”彻底清除？显然不是的。起码对我来说不是。我记忆之中，此前的一些耻辱印记还在，仿佛木板上的钉子孔，乒乓球上的凹痕，清晰可见，并且不能平复如初。它们只是动物的暂时休眠，气温稍有刺激，就会苏醒。更为重要的是，新的吭哧、温柔、脸红、无端受辱一波波迎面而来，仿佛戏子，仅仅换了套衣衫，脸上的油彩都懒得清洗，就再次登场，他们……
　　
　　我能感觉到自己如同一匹惊马，将永无宁日地在绝境奔跑下去。　　
　　这是不是异化？　　
　　应当是的。　　
　　生命是一个未完成式或曰现在进行式，所以，工作、生活、境遇等等这些能产生异化力量的事物，往往以日日新的方式活着，并对一个生命念它们的紧箍咒。生命由不得自己了。　　
　　不要忘了“异化”本身还有生成能力。
　　
　　继续“斯文”的话题。按照西方犯罪学理论，犯罪者在改恶从善之初，心理上有一个“摘标签”的仪式性活动。反感、革除自己面相的、心理的“斯文”，一直就是我的“摘标签”活动。只有与“斯文”彻底划清界线，我才真正成为一个警察，才真正可以完全避免它在我的职业中产生的耻辱的副作用。　　
　　1998年，在秋天的一次旅行中，同车的人玩猜职业游戏。一个阴郁、警觉、乖巧的两劳释放人员，在分手之时，不大肯定地认为我是“警察”。当然，在此之前，我早就成功地猜测到了他的“职业”。　　
　　“你上车后扫了一眼，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注意到你一个人抽烟的时候，或者有陌生人进我们车箱的时候，你的眼神非常凶。”我说“是吗？”笑着征求别人，但大家说没留意到。我笑问：“为什么不猜我是杀人犯？”他摇头如拨浪鼓，很认真地说道：“你们的凶和我们的凶不一样。”　　
　　我脱胎换骨了吗？我彻底划清了“我们”（警察）和“他们”（违法犯罪者）+“你们”（普通百姓）之间的界限了吗？是否有一支王母娘娘的簪子在我面前一划拉，从此这边的是牛郎，那边的是织女，仅在某个特殊的时段或地点，才能使我感觉到“我们”和“你们”（其他人）是一回事？　　
　　可能不是一回事了。许多年的潜移默化，如入鲍鱼之肆，如入芝兰之室，我察觉不到但别人会认为不是一回事了。其实我也认识到了这种可能，为了生存，为了通过这份职业而生存，为了在这份职业里生存，我一直主动或被动地强调着“我们”的特征，并且，还试图寻求某种粗糙的伦理依据，说服自己一切都理所应当。　　
　　我忘了问怎么就不一样。因为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到了1998年，我已意识到必须渐渐地勒紧那匹惊马的缰绳了。否则，只能不体面地玩完。　
　　但是那些紧箍咒似的耻辱感还在不断生长，而旧有的耻辱感又在借尸还魂。警察，是一个被迫强悍的职业，它容不得你的心理有阴柔之处——那些披着警服写警察故事的人例外。因此，被强化训练出来的现在性的强悍，和此前颇为自然的记忆中的软弱，往往产生撕心裂肺的张力。从此就有了两个我，一个如参星，一个如商星，永无会面的可能。乐观一点看，那就是一个织女一个牛郎，在七夕，在乌鹊（乌鸦和喜鹊，多么具有象征意义）的帮助下，两个我合而为一，重新找回自家本来面目。　　
　　警察被灌输的哲学，其根基无非是：有关人世间的“不公”、“非义”、“罪”等等，不但应该、而且可以铲除。这是一种累积起来的不会失败的永恒亢奋。但其实，每一个接受塑造的警察都明白，这绝对是不可能的。第一，自己所遭受的“不公”、“非义”、“罪”无法铲除——在成为一个警察之前，没人是在真空中成长的；二，自己所看到的“不公”、“非义”、“罪”无法铲除——娑婆世界，就连释迦牟尼都没办法；三，自己制造的“不公”、“非义”、“罪”无法铲除。这个……　　
　　它们造成了我内心的扭曲，一种完美主义的、想抚平扭曲的渴望使我心力交瘁。　　
　　我说的是仅仅是我自己。因为，我发现许多同事没有更多的想法，也就是说他得之于工作所强加给他的异化少得多。做一份职业，像许多人一样，他以此谋生，这与常人无异。当然，在现实中，一个警察通过工作带来的便利营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社会生存网络，可能比普通人有优势。老实说我也是如此。
　　
　　回到本初。回到刚刚开始的、我对“斯文”愈演愈烈的嫌厌吧。　　
　　1995年1月28日，星期六，晚上6时至8时之间，全派出所都外出就餐，我值副班——独自看守“店铺”。1995年已遥远而又模糊，再说，阳历纪年总有点轻飘，还是换算成农历吧，这一天是甲戌年腊月廿八日，还有两天就正式“过年”。——在新年前后，警察们有喝不完的酒席。在整整两个星期之前，我写了两首诗寄往北京。写诗，无非是对年华逝去的留恋，无非是还未能完全忘却文学，无非是对生活的无奈表达一点心有不甘。　　
　　世界这艘大船仿佛滑进了暖和、缓慢、喜洋洋的港湾里了。我有时踱到派出所门口，背着手看看街道，然后回到户籍台后边坐定，翻翻《围棋天地》，但仍然时不时地透过玻璃看一眼街道。往日发烫的报警电话一片空寂，等同于室外的凉。我百无聊赖，希望能发生点什么事。我在心里已完成了警察身份的确认，希望能做一点符合这一身份的事。——唯一的遗憾是，警服依然没有发下来。只能在笳克衫上挂一个扑克牌似的工作证，真是美中不足。　　
　　那一会我埋头计算一个角部的死活，因此，事件的切入越发显得突然。一个肉球弹跳着冲进了派出所，他撞了一下右侧的铁门，双手一推，借助反作用力，把自己向左侧弹了出去，他其实不想向左，他想走直线冲向户籍台虚掩的门，他在大厅当中摔了一跤，但爬起来的动作快如百米的起跑，他的影子只是闪了一下，就撞上户籍台的门了，我刚想制止，但他已经成功地滚了进来。他爬到我的身后，我转身，但他继续向里边爬，到了墙边，他一屁股坐定，惊魂未定地叫道：　　
　　“持枪抢劫！”　　
　　这算是对我的回答。因为在他撞上户籍台的门时，我就已经提高了音量，大大咧咧但也极度不满地问道：“喂！干吗？！你干吗？！”　　
　　他这不是回答，而是自我陈述。因为他就像黛玉刚入贾府时王熙凤的出场一样，人还未到，就先声夺人了，他还未进派出所，那一声“持枪抢劫”就入我的耳朵了。在进入派出所之后的整个连滚带爬的过程中，“抢劫”、“有人持枪抢劫”的喊声就没停过。　　
　　我笑骂了一句：“你个操性！”我不打算理他，且让他平静，我起身，想走到门口瞧一瞧……　　
　　按照经验——我已经有了5个月零15天的警察工作经验了——这肯定又是一单没什么大不了的案子，现在的我能做的，就是问问过程，备个案，然后报告领导……　　
　　透过户籍台的玻璃，我看见一个穿笳克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直冲着户籍台的门走了过来。我不打算里边再多一个，于是挺身堵了上去，“你有什么事？”　　
　　这个中年人酷得一埸糊涂——但当时我对他的酷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他一言不发，右手从背后迅速地举起并前伸，然后嗓音低沉地命令道：“把人交出来！”我看到了他手里的枪，和枪的“黑洞洞”（这是哪个庸才发明的形容词？）的枪口。　　
　　确实没有特别的震惊和恐惧。第一，别低估5个月零15天的经验；第二，干这一行，常常让人对一些危险抱有轻微的麻木；第三，可能是主要的，我个人智商不高，反应不敏捷。总之，我缓缓地举起了双手，不失身份地说道：“我是值班民警，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不失身份”应当不是我的自我标榜，我的语气显然不温不火，这激怒了他，他呲了一下嘴，有点意外，又有点恼怒，他用枪头在我额头上捅了一下，亮起嗓子叫道：“把人交出来！”　　
　　那个连滚带爬躲进户籍台的男子，大概是我生命中的重生父母再养爹娘。本来没他什么事，他藏在户籍台下，安全得就像子宫中的婴儿，但是在2米之外正在上演的一幕悲剧或喜剧或悲喜剧挑逗了他的莫明其妙的好奇心，他双手抓住桌沿，引体向上似的，将脑袋缓缓地探了出来，想看个免费的热闹吧。　　
　　持枪的男子应当是个行家，看热闹的眉毛和眼睛刚刚露出桌面，他的枪口已经指了过去。有两秒钟的时间差完全够了！我举右手，抓住了他的右手腕子，然后左手成钳状，扼住了他的脖子。我脱险了！然后是挣扎与反挣，他大概没有使出全身的力气——他比我高半头，或者相反，是我爆发出了两倍于自己的固有的膂力，反正我将他一直推挤到了墙边，墙是磕脑袋的绝好地方。我就那么磕，他终于放弃了挣扎，任由我抢了枪。但是，我依然磕他的脑袋，于是他气息微弱地哀求道：“别打我，我也是警察！”　　
　　直到这时，恐惧才像冬天的凉意，穿过我全身所有的毛孔，或进或出，仿佛炸了锅的乌合之众。我喘着气，揪着他的头发将他拖到电话旁边，我要打值班所长的CALL，报告这一出让我魂飞魄散的惊悚剧。但我全身发抖，那个简单的“126”CALL台号码始终按不成功。　　
　　持枪，不，被缴了枪的男子侧身躺在地板上，他一动不动。这是自然的，我的皮鞋就固定在他的脖子上，我在按键，但眼的余光始终不离他的身体，他的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招致两脚到三脚的踢踹。　　
　　然后我检查枪。一把领导使用的77式手枪，膛里有一粒子弹！这种枪以容易走火出名……　　
　　恐惧……其后恐惧排山倒海而来，但是，最多可能持续了三四天。此后，就迅速转化为一种持续了十年之久的耻辱或愤怒。前面说过，我其实更早些就染上了暴戾恣睢的恶习。应当有环境的熏染之力，但也应当坦白，说是我内心深处的恶被唤醒才更为诚恳。五六年之后，我开始艰难地剔除着心中杂音般的耻辱感，这不容易。这件事冗长的回音一直回响于我此刻的脑壁……
　　
　　现在的我愿意用任何代价来抹去12年前的记忆。想抹去记忆是因为老是淡忘不了，想忘记是因为一想起这事依然恶向胆边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写作，并且总是崇高地谈论民主、人权、自由等话题，但这件事总是难以释怀，我为当年没有合法地弄死他而耿耿于怀。有时没事，我就会重温当年的一切细节，丝丝点点计算着马后炮式的致其死地的种种方案。要我忘却这事除非我心如死灰，但这几乎不可能。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这话不像是重视人生经验的中国古人说的，因为只有心死才能得到大欢喜，才能抵达澄明之境，才能常乐我净。心活着，只被继续接受煎熬。　　
　　吁！老天爷……　　
　　以这事的因由来作结：　　
　　1995年1月28日18时46分，粤CXXXX出租车司机在Y酒店门前拉到一个乘客。乘客酒气薰天，口齿不清地表示要去南屏。南屏偏而远，因此的士佬试探着谈回空费的问题。乘客突然焦躁，他从腰间掏出手枪，子弹上膛，然后用枪筒戳着的士佬的脸颊吼道：“老子叫你去就得去！”黑社会的事，的士佬自然耳濡目染不少，他只能低声下气地从命。由于心慌意乱，他转错了一个路口，以为死期到了，谁知乘客浑然不觉——他早就醉得分不清一和二了。于是的士佬大着胆子继续错下去，他将车直接开到了弓北派出所门前，手刹一拉，不及熄火，就跳出车，向5米外的派出所发足狂奔。跨上台阶他就开始嚎叫：“有人持枪抢劫！”然后，他撞到了派出所铁门上了，这时他回了一下头，看见副驾驶位上的乘客推开车门走下来。于是他接着嚎叫：“有人持枪抢劫！”同时连滚带爬地冲向户籍台那扇生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