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文化

文人应该是文化人，但是文化人不见得是文人。于我认为文人应该是文化和思想的结合体。文人如果没有思想，没有个性，是算不上文人的，要不当今这么多文化人都成为文人了。文化人如果没有思想，通俗点说算个书呆子而已。而一旦有了点文人思想和文人的习气，便似乎是文人了。哪怕是所谓的反动思想也好，他也是文人，只不过是反动文人。譬如姚文元、康生之类。本人自认为很有思想，但是很难说文化有多高，因故至今仍以半个文人而自诩。
　　文人读书为出仕得道。文人好当官之习性或许由来已久。夫子云：学而优则仕。这句经典名言似乎对其后之文人影响是深刻的。因为文人首先就是个文化人，他们博览群书，拥有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之能耐，具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意气，附带着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湮灭之雄心，文人能安稳么？从“囊萤映雪”、“凿壁偷光”、“悬梁刺股”之典故里似乎可以看出文人的坚韧。其中许多人通过十二载寒窗苦读，成就了文人当官，效法社稷之鸿鹄之志。古时有“刑不上大夫”之说，然成为大夫之者又有几何。这只不过是古代君主重视文人之幌子而已。当了官，把了政之文人殊不知朝廷此举是对文人之招安。因为文人有思想，所以文人入主龙宫之后，朝廷是要对他们进行洗脑的。无异于现在的政治教育。不过当今的政治教育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加强，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在这点上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朝廷要把文人墨客们分散的、零落的、激进的思想进行剔除，把文人驯服成使之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奴仆。思想应该说是文人的灵魂，这般对灵魂的剔除似乎使文人有切肤之痛。诚然有大部分旧时文人能够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与朝廷的思想保持一致。这些人从此扶摇直上，官至宰相者亦有之。亦成为了居庙堂之高的庙堂文人。但是亦有一小撮有思想、有个性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政治思想不够成熟之文人顽固不化，个性张扬，依旧我行我素，以吾手写吾心而自慰着，忧伤着，亦快乐着。他们或归隐、或流放，命运不一。也就成为了处江湖之远的江湖文人。
　　江湖文人自不必说，被统治者视为异端。而庙堂文人虽说表面上处于统治地位，但遗憾的是他们实际上只是统治者的玩具。有兴趣时候就玩玩，没兴趣了便一脚踢开。文人之地位犹如当今之二奶一般尴尬。而中国文人大多认不清这种本质，得意时踌躇满志，失意时又哀声叹气，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懂政治，却很喜欢瞎凑热闹，不被玩死才怪！文人的脑袋纷纷落地，而历史的车轮却踩着他们的尸身不断前进！
　　所谓的士大夫文人或庙堂文人都只是后代的称呼。就当时而言，他们应该被叫做“士子”。从这个称呼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首要身份是孔门子弟，服膺的是儒家思想。他们的人生追求就是出仕，子曰：“学而优则仕。”孟子也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而出仕则为了得道。因为“士志于道”；因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个道又是什么呢？如所公论，孔孟之道重在人道，它是作为政治伦理意义上使用的，而不是在宇宙生成，万物本质的本体论意义上使用的。既包括由仁引发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王道思想，也涵盖了由礼引发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秩序。一句话，孔子所说的士子最终是要干预政治，参与政治，救万民，济苍生的。这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与终极目的。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这些行为都只是手段，只是他们进身，干预政治的工具。我承认他们有很高的文采和学识，他们中很多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但恐怕他们本身不这么认为，他们本身一直自以为自己是“兼济天下”的能臣。屈原一生就想着“修明政事，举贤授能”，他的千古绝唱“离骚”在我们看来是文学史上的巨著，但在他看来还不如给他一个三闾大夫的职位让他救万民于水火；杜甫也是，他一心只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朴风存。”，我相信，如果他能为君主所重用，以大济天下使唐朝回到贞观、开元之太平盛世，他也宁可自己写不出“奉先五百句”，写不出“三吏三别”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些个文人空有救国之心，徒存济民之志。他们实在是不懂得政治。我不是说他们没有从政的才干，他们中许多人如果真正能够得到大力重用，我相信他们有能力创造贞观之治。但是他们不懂得做官，不懂得官场。只凭着一腔雄心，妄图救国济民。
　　中国文人是最注重立场的。一个人不怕有多大才，只怕站错队；位子没摆正或者说站错了，其才干也会害了自己。文化专制，对一种思想的高度崇拜和神化最终导致了该思想的僵死与国家的衰亡。而生存其中的文人也永远无法在其喜剧地位上逃脱掉悲剧性的命运！最终都无一不外的沦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文人太把自己当人了，但统治者们根本没把他们当回事。你顺着我的调子还好，你若胆敢跟我唱对台戏，那么就对不起了。“屈贾谊于长沙”还是不错的，“窜梁鸿于海曲”也还算仁义。我们可以看看东汉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范晔在《后汉书》中偾笔疾书：“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隔着2000年的时间，我们仍然能嗅出字里行间呛人血腥。我们还可以看看魏晋时文人的遭遇。文人难道还不是统治者手上的玩物吗？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他们还能干什么？
　　儒家理想预示中国文人悲剧命运。中国古代文人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给知识分子设计的一条理想的康庄大道，同时也暗示着未来不可知的悲剧。对理想的执着与黯淡的现实往往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文人的追求、失落与痛苦都在这条大道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文人？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订得太高，否则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盖子一样压住，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泪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理想就是“和”，在人生哲学范畴，“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面对人生与社会的矛盾。中国文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空有满腔抱负，却报国无门抑郁而终。像孟浩然、杜甫和陆游，是极想进入政治层又偏偏进不去；或是像柳宗元、苏轼，进去了又被黜贬。屈原是中国文人悲剧的象征，他第一个深切感受到昏君忠臣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心理痛苦，也第一个成功地将这种心理痛苦引向“忠*之争”的模式而没有危及君臣关系。所以屈原敢问天问地问神问历史而没有问君，问君会导致怀疑和否定整个文化体系。后世文人谨小慎微，更不敢胡乱猜疑了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把出仕看作弘扬“道”的一种途径，目的在于辅佐君王以教化百姓。而当有志于“道”的君子面临现实的“无道”无能为力之时，则应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与儒家不同，道家的隐逸流露出的是对世俗的不屑。“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道家的隐逸，其目的在于通过隐逸方式来追求“无为”，来排斥“有为”的纷扰。“有为”是不利的，会产生矫揉造作。庄子认为，人要顺乎自然才能返朴，返朴才能保全性命的本原。逍遥是乐，其一乐是卸去物累的超脱感，其二乐是与无限的宇宙融为一体的陶醉感。中国古代文人很容易与现实妥协，他们的悲剧意识通过道家的老练与儒家的自欺欺人化解于无形。隐逸者的象征渔父，正好垂钓于中国主流文化儒、释、道三者的汇合点上，儒家的自然是象征的自然，它使人安贫乐道；道家的自然是天然的自然，它使人心斋坐忘，闲适旷达；释家的自然是禅意的自然，它使人勘破红尘，化悲为乐。自然山水成为文人悲剧意识首要的消解因素。掩卷之余，或外走田畴，登高望远，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听鸟鸣蝉吟、空谷清音；或临沧海平湖，数点远近归舟、江枫渔火。适得闲来，邀朋友两三，散坐草庐，品茗呷茶，数黄论黑，嘻笑怒骂，尽展自由。情致骤至，或捋袖挥毫，随意涂鸦，情急之下成得意之作，也未可知。独处一隅，谙八音之韵，悉埙箫鼓瑟、管笛琴笙，偶有兴味，自弹自娱，虽不必然合于音律，但也逸解心智、和理气脉。缓步闲走街巷，见人博弈，心动不能自持，乃席地而坐，与人争棋较胜，或面红耳赤，或大汗淋漓，痛快之极，竟至不思归家。如此之乐，文人较之常人尤甚，不胜枚举。文人与自然的交流对话，不仅实现了自然美向艺术美的过渡，而且在艺术美的享受之中，成就了他们独立的隐逸人格精神，在艺术美的创造之中，中国文人实现了迥异于“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人生价值。
　　历史的遗憾点亮了山水，点燃了文化之花。归隐山林的文人贤士喷薄出内心的失望、悲恸，不满，涓涓抒怀了淡泊、宁静，释然，终于在瑰丽山水之外，在文化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山水为古今太多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文人的一生画上了淡然的句号。仔细聆听那寂静幽深之中，饱含了太多吁吁长叹！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豪放洒脱的李白，山水之于他是心中的盛景，抒怀的酒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仍恋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年轻的诗人，怀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激情壮志，雄心勃勃地踏上了人生的征途。怀着一颗奋发进取的赤子之心，李白永远潇洒地站在时代的前沿。祖国壮丽的山河，增添了他生活的色彩，高兴了，便信手拈来一句“直挂云帆济沧海”；失意的时候，他笔下的山水也不会被描绘为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他的山水，是意境阔大的，也照应了他的性格。最不忍直面山水的，要数文人南唐后主李煜了。文人与皇帝应该是最难做的，尤其是杰出的文人与末世的皇帝，而把这两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便成就了这位悲凄尴尬的李煜。从万人之上的帝王沦为沧桑的阶下囚，从花月正春风到寂寞梧桐锁清秋，这天上人间的巨变带给他的痛苦，又怎是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能交割清的呢？“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梦境已远，而眼前的离恨春草却是更行更远更生。放眼望去，“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已成他人庭院；而潺潺雨夜，“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不敢独自凭栏，怕那“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难怪原本颇有“花间”习气的李煜面对春花秋月会责问“何时了”，面对朝思暮想的故国山水，却在月明中不堪回首。文人眼中的凄清与亡国之君的惨痛相叠加，他所面对的山水一定是最“惨不忍睹”的。
　　古来文人都喜欢跋山涉水，凭吊古迹。看那风光旖旎的西湖水贮积了多少朝代，铭记了多少文人与学者。白居易、苏东坡在此留下了白堤和苏堤，亦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赞美的诗句。一处处秀丽的山水在墨汁与历史的浸润下，显得厚重高远，在美丽的背后，余韵飘香。文人从山水的灵秀与文化底蕴中获得灵感，鲜艳了中华文明。山水目睹了太多的沧桑变幻，见证了太多的荣辱兴衰，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墨迹，包容了太多的文人悲辛迥异的灵魂，盛大至缥缈，深奥至虚幻。在文化和历史的长廊闭上眼睛，从历史的背景中走出一位词人，深沉地吟叹“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梦终究要醒，从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中醒来之后，我还得静下心来去温习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教材。赶上了太平盛世，文人还是要去赶考，说不定混个七品。